他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疼爱他的爸爸和妈妈。不幸的是，两岁时因动作太多在医院查出他患有“多动症”，从此他的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　　五岁时，他出现抽动、骂人，母亲再次带他去求医，检查是“抽动秽语综合征”，经服药病情相对稳定，上学后他一直是班级里的尖子生，父母一直对他有着很高的期望，母亲说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，而且自理能力很强，一直都是她的骄傲。
　　十六岁那年，一切都变了——他开始全身抽动，表情极为痛苦，称自己心烦，有时无故发脾气、骂人、摔东西，慢慢地成绩开始下降，母亲问其原因时他生气的大吼，对母亲拳脚相向，将母亲打伤，父亲发现后将母亲送往医院，之后家人将他送来大庆市第三医院。那是他第一次住精神专科医院，出院后母亲一度不敢回家，不敢与之一起生活，他一直由父亲照顾。
　　几年后，他多次住院，均诊断为“抽动障碍”。慢慢的他性格开始变化，他威胁母亲，打骂父亲，想怎样就怎样，后因父亲睡觉打呼噜，他用刀将父亲砍伤，经常打母亲，让母亲跪着，后来母亲承受不住他的打骂，离开家。但他不仅不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反而用自己的生命威胁，如果母亲不回来他就跳楼自杀。
　　他每次住院都很躁动，经常地哭泣，大声喊叫，想要做的事反复地说，与医护人员及其家属讲条件，或者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各种承诺，骂人已经成了他的口头语，姿态怪异，不安心住院，有时讲话突然中断，出现怪异的姿势，持续约两分钟后缓解，期间呼吸正常，神志清晰，缓解后称自己刚刚抽了，不抽完难受，若中间被打断就会大喊大叫。有时冲动，平时爱管闲事，不能静坐，在病房里经常性的招惹其他患者，有时故意打扰他患休息，致使病房的患者都对他恶语相向。每次问他为什么住院，他都会将责任推到家人身上。母亲来看他，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，拉着母亲去找其他人为他作证，说他已经好了，回家后绝对不会再打母亲，由于患者病史长，有暴力风险，自杀/自伤风险，行为怪异，性格基础不良，间断性抽搐，大声喊叫，骂人，身体多处骨折，为护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。
　　每次看到他，我们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，他才19岁，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，正是无忧无虑地在校园中读书、学习、奋发上进的时候，而他却受着疾病的折磨。因为他，一个曾经温馨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，父亲离开了他们，将抚养责任全部留给了母亲。
　　想到这些我们都觉得很痛心，这也是很多有精神障碍患者家庭都有可能发生的问题。因为病情支配，患者经常对家人施暴，让很多亲友最终放弃了他们，我们医务人员这时却承担起照顾患者的责任，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家人，用我们的专业知识，去帮助他们，和他一起战胜疾病的困扰，让他重新走向健康、回归家庭、回归社会。当然我们从亲友手中接过来的不仅是责任，他对亲友的做法也同时转移到我们身上，挨打受骂几乎是我们工作中的常态，作为一个有自尊感的人，没有强大的同情心和慈爱心，这些非人“待遇”都是正常人难以接受的。
　　但因为我们是医护人员，我们承载的是病人的生命及健康，也是患者与家属的希望，因此我们必须把再多的困难，再多的委屈，化作治疗的动力，化作帮助患者康复的决心，这是所有精神卫生人职业生涯中一如既往的坚守！
　　本报通讯员   刘伟伟